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研究员 

总部经济是以区域之间、城市之间的资源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区域合作发展为出发点，以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在战略资源和常规资源存在明显差异为前提，将企业总部和生产制造基地进行分离布局，能够为城市群各城市的合作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城市之间通过总部经济模式实现产业链不同功能的合作，使城市的产业定位进一步明晰，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合作更加深入，从而不断提高城市群综合竞争力。

一  总部经济越来越成为信息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所处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速度加快，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使得企业组织结构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企业总部与制造基地在空间上实现分离，即企业总部向中心城市聚集、制造基地向成本较低的区域集中，并呈现专业化和集群化的趋势，以实现不同区域资源的最优配置。企业总部在特定区域的聚集对区域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总部经济”。

（一）从国际视角看，总部经济现象是国际产业分工与国际产业转移的产物

随着全球范围内产业转移的进一步加快，生产要素配置重组的空间范围更趋广阔，区域间的经济分工与合作以及互补依赖度不断强化。总部经济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跨国投资的增加、信息交流的便捷、贸易和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为总部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强效的催化剂。跨国公司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生产和营销网络，促进了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

欧美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将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中，并没有把全部企业转移出去，而是通过投资的方式在投资国设立生产制造企业，原企业总部依然留在本国。凭借总部对生产基地的控制取得了巨大的总部收益，包括专利授权、品牌使用费、股份收益、销售渠道收益等，这种总部收益及其带动的各种服务业的收益成为这些国家城市经济收益的主体形态。例如纽约，在纽约制造工厂外迁的过程中，制造企业总部以及制造业中的高端部分如研发、销售等留了下来，纽约外面的企业总部不断迁入，同时城市的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型服务业实现了较快发展。曼哈顿CBD是纽约最主要的总部聚集区，集中了上百家大公司总部，其中世界500强企业总部24家，总部聚集及其带动服务业发展所构成的总部经济成为曼哈顿地区经济的主体形态，经济总量占纽约市经济增长总量的82%。

（二）从国内视角看，市场化、城市化过程中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两大需求

我国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人才等资源流动性加强，在不同区域、不同城市间出现了明显的资源禀赋差异，使得在我国现实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两种新的需求。一是中小城市和欠发达地区在资金、信息、技术等方面与中心城市相比处于劣势，高素质人才流失严重，欠发达地区企业发展面临着人才、信息、技术等战略资源短缺的束缚。据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在大中城市就业人数占总数的80.8%，而在县镇和农村就业的人数仅占17.2%，来自县镇和农村的毕业生也有约70%选择在大中城市就业，这就使欠发达地区难以吸引并留住人才资源，企业发展面临严重的人才制约瓶颈。二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才、信息、技术等战略要素逐渐向大城市聚集，大城市规模快速扩大之后，中心城区的土地、水、能源等生产制造成本快速上升，大量制造业企业纷纷迁出中心城区，城市制造业空心化现象日趋普遍, 城区经济面临持续发展的压力。例如，北京1999年以来四环内738家国有工业企业陆续向郊区或周边区域外迁，中心城区的工业占GDP比重逐年下滑。

为不断满足以上这两大需求，在实践中出现了两种值得关注的新的经济现象。一种现象是处于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总部向中心城市聚集，如“东方希望”、“春兰”、“杉杉”等将企业总部迁移到上海，“蓝星集团”、“远大空调”、“经纬纺机”等将企业总部迁移到北京，“二汽”总部迁到武汉，“吉利”总部迁到杭州等。另一种现象是一批企业将“制造基地”从中心城区向郊区和周边区域迁移。北京原来布局在城区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将生产制造基地迁往远郊区县以及河北等周边区域，如白菊集团将生产基地迁到河北霸州、首钢涉钢部分搬迁河北唐山曹妃甸等；上海也有多家制造业企业将生产制造环节迁往江苏、浙江、安徽等周边地区的中小城市，如联合利华将生产基地从上海迁到合肥。两种现象虽有不同，但反映了同一种趋势——企业原有的组织模式正在被打破，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正在通过将总部与制造基地空间分离的形式，寻求成本最低化并实现不同区域优势资源在企业内部的最优配置，从而使企业取得竞争优势。

二  总部经济：城市群合作发展的新思路

（一）城市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城市群合作面临新环境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我国的人口和经济活动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城市集聚，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城市群。各城市群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产业合作，带来良好的收益。但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是，由于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都想加快发展，相互竞争是不争的事实。要真正形成有内在联动发展机制的城市集群，加深产业合作，创新合作模式是今后我国城市群发展中必须予以正视的问题。

1.不同城市间的资源差异日益突出，城市群需要依托资源优势寻找新的合作途径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要素流动性的加强，城市群内不同层级的城市资源差异日渐突出。人才、信息等战略要素不断向大城市聚集，但大城市经过长时间的快速发展，日益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水、能源等常规资源紧张的压力。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对人才、信息等战略资源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但是劳动力成本较低，土地、水、能源等常规资源相对丰富。

与城市群内部资源差异扩大相伴的是，中心城市日益面临着制造业空心化的挑战。制造环节消失不但使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减缓，而且使其与周边次一级城市的直接的产品合作和产品配套中断，也中断了大城市的人才、信息、技术等战略资源向中小城市辐射和扩散的通道。例如，北京市牡丹视像电子有限公司南迁江苏镇江，原来在北京郊区及周边为其生产配套产品的许多厂家也随之迁移或关闭。

城市群需要在考虑资源禀赋及要素成本差异的基础上，用新的合作模式来创新和加强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合作，以使大城市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活力并更好地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

2.信息技术背景下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为城市群提供了新的合作模式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企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传统的纵向组织模式通过企业信息网络变成了纵横交错的组织模式，企业管理的信息沟通能力和管理跨度成倍、甚至数十倍地增长。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得以将生产功能与总部功能在空间上分离，从而有效利用不同区域的优势资源。

很多大企业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把企业价值链中高端部分——履行战略决策、资源配置、资本经营、业绩管理及外部公关等全部或部分职能的企业总部——保留在大城市，而把价值链中的低端部分——具有占地面积相对较大、劳动密集等特点的生产环节——外移到周边中小城市。如联合利华将生产基地从上海迁往合肥，白菊集团将生产基地从北京迁往河北霸州。相反，一些企业为了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进行反向迁移，把生产环节保留在次一级城市，把企业总部外迁到中心城市。如杉杉集团将企业总部从宁波迁往上海，二汽将企业总部从石堰迁往武汉；等等。

3.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由早期的生产制造向研发、营销等总部环节延伸，为城市群合作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跨国公司向我国的产业转移已经由早期的生产制造环节延伸到地区总部、研发总部、营销总部等总部环节，如西门子手机在上海设立亚太总部，佳能在北京设立亚洲总部，奥林巴斯在深圳设立中国区总部。

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降低综合性生产成本。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曾锡文曾讲过，在英国聘请一位博士的工资成本，在上海可以聘请6位博士，而英国一位博士的工作效率却只有上海的一半，综合起来看，英国的研发人员工资成本是上海的12倍。这也是联合利华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的原因之一。二是便于开拓更大市场。三是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和科研资源进行本土化创新。我国高素质人力资源日益丰富，尤其是留学人员回国人数在逐年增多，1978年-2006年底，我国留学归国人员达27.5万人，占出国留学总人数的25.8%。其中，选择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工作的占多数。他们带回了国外先进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和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跨国公司进行本土化创新对高端国际化人才的需求。

跨国公司总部环节的转移为城市群合作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城市群通过区域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竞争力，降低了经济运行成本，整体竞争力远大于单个城市的竞争力，从而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更强。所以，城市群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对跨国公司投资的竞争，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重要分支机构在城市群内落户。

（二）总部经济为城市群合作提供了新思路

1.总部经济有助于城市群内部城市间合作模式的创新

总部经济“总部-制造基地”空间分离的企业布局模式，能够使城市群内城市间、区域间的合作由传统的产业合作、产品合作，向产业链的管理决策、研发、营销等价值链高端环节与生产制造环节等不同区段的功能合作、功能配套拓展，从而实现城市间产业合作模式的不断创新。以日本东京都市圈为例，它是日本经济的核心地带，其制造业、服务业产值占全国的2/3以上。东京都市圈的国家经济中心地位是由其内部城市在产业和职能分工基础上形成聚集优势所取得的。中心城市东京主要发挥政治、行政、金融、信息中枢职能，聚集了众多的跨国公司总部，美国财经季刊《财富》评出2007年全球500强企业中，有50家总部在东京，居全球第一。拥有海、空港优势的神奈川地区和千叶地区成为东京大都市圈重工业和物流产业集聚地；多摩地区则以高科技产业为特色。

2.总部经济有助于城市群围绕优势产业打造完整产业链

总部经济模式下，企业的总部功能组织从企业整体中独立出来，高度集聚在某一特定区域，在空间上表现出产业集群特征。总部经济能够通过集化和扩散效应围绕区域优势产业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即企业总部集中布局在大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周边中小城市和欠发达地区集中发展优势产业的生产制造环节，成为企业总部密集的制造加工腹地。以长三角为例，它以上海为地区总部，以江、浙等制造业密集的腹地为基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使整个区域快速发展起来。如围绕IT产业，一条清晰的产业链条已初步形成：上海形成了较高水平的芯片设计、测试等企业总部、研发中心；苏锡常地区则发展成为IT产品生产制造基地。

3.总部经济有助于提高城市群创新能力

一方面，大量国内外研发机构特别是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聚集发展，能够充分释放中心城市的科技、研发资源，进一步促进高级人才的培育和聚集，不断扩大中心城市的研发规模和创新能力。除了跨国公司研发中心本身的研发资本投入和人才集聚作用之外，各类研发机构还会对本土企业产生竞争效应、示范效应、模仿效应等，促进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并营造了良好的创新氛围。另一方面，总部经济能够不断增强中心城市的资源辐射力，将丰富的科技、信息等资源通过技术转让、信息传播、资本输出的方式向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制造基地辐射，有助于中小城市和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

4.总部经济有助于提升城市群服务业发展水平

“总部—制造基地”在城市群内部分离布局的模式，促进城市群经济协调共赢发展的同时，还有助于提升城市群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一方面，企业总部在城市群中心城市的聚集发展，能够产生非常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特别是对金融、会计、法律、咨询等知识型服务业的需求很大，有助于优化中心城市服务业内部结构，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以香港为例，2005年香港服务业增加值已占GDP的91%，其中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和专业服务及其它工商业支持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一半，达到51.9%。另一方面，生产基地布局在周边城市，带动人口、产业的集聚，必然对服务业产生巨大的需求，而伴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制造基地承担的功能会更多地向产业链的两头延伸，这也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此外，中心城市的服务业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周边城市开设分支机构，也是带动周边城市服务业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总之，城市群内部不同层级城市根据自身的基础和特色，可以形成服务业内部的行业分工和合作，从而使整个城市群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得到提升。

三  以总部经济模式推进城市群合作发展的战略思考

总部经济正视城市间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的差异，为解决城市群合作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以总部经济模式推进城市群合作发展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树立多赢理念，增强合作意识

笔者认为，我国总部经济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担当跨国公司生产制造基地角色，介入全球总部经济链条；第二阶段是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总部经济模式实现资源再配置；第三阶段是通过在海外布局生产制造基地，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总部经济链条，以取得在全球资源配置中更多的总部经济收益。目前我国总体上还处于第一阶段，下一步应积极推进总部经济进入第二阶段，在国内不同区域间特别是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进行总部与生产制造环节的空间再配置，以加强合作，取得城市群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从整体上看，我国城市群整体竞争能力还有待增强。据统计，美国大纽约、五大湖、大洛杉矶三大城市群的GDP占美国的67%，日本大东京、坂神和名古屋三大城市群的GDP占日本的70%，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环渤海三大城市群的GDP仅占全国的38%，对于国家经济的贡献率明显低于美、日两国。各城市之间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作意识，不同程度地存在争夺、封锁、雷同等现象。因此，城市群发展要树立共建、共利、共享、共赢的理念，正确认识总部经济模式对城市群合作发展的重要作用，立足城市群产业优势和资源特点，在各城市之间进行科学的分工与合作，增强合作意识，积极推进城市群内部“总部－制造基地”合作链条的形成。

随着我国总部经济第二阶段的发展和城市群的壮大与成熟，我国总部经济应站在全国利益角度，积极鼓励规模大、实力强的企业总部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基地，以取得全球资源配置中更多的总部经济收益。通过大型龙头企业总部的带动，不断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强我国总体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目前，中石油、中石化、联想、海尔、华为等大企业已经开始向海外投资，如中石油在泰国、缅甸、阿塞拜疆等11个国家开展合作项目；海尔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南斯拉夫等国投资设厂。

（二）培育推动城市群合作发展的新机制

以总部经济模式实现企业的空间分离布局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但企业总部向大城市迁移短期内会对地方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总部迁移不是简单的企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受地区利益的制约，企业总部和生产基地的分离往往面临着一定的阻力。因此，以总部经济模式推进城市群合作发展，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创新推动城市群合作发展的新机制，建立城市群高效务实、多层面的组织协调机制，鼓励企业在城市群内部采取“总部－制造基地”分离布局的模式，协调好各城市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为城市群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如首钢的涉钢产业搬迁到河北唐山曹妃甸港后，首钢总部仍留在北京，其创造的利益与贡献总部所在地北京和生产制造所在地河北各50%。

（三）加强城市群合作发展的宏观规划与引导

发展总部经济是推进城市群合作和发展的一种新思路，但是受行政、财政体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城市群内的各个城市发展总部经济过程中，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乏统一规划、恶性争夺总部资源、互补和协作性差等现象，对整个城市群总部经济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加强对城市群发展总部经济的宏观规划与引导尤为重要。在编制城市群发展规划时，要结合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的发展特点，把共同发展总部经济作为一个重点，通过实行战略协同来促进各经济主体的融合，提升区域对企业总部的吸引力，放大整体竞争力和经济效益；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各城市之间的利益冲突，推动资源共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加快城市群总部经济发展步伐。

（四）构建城市群总部经济发展模式，打造优势产业集群

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在发展总部经济过程中担当着不同的角色。中心城市宜发挥战略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职能总部，国内大企业集团总部、地区总部、职能总部，从而成为区域“总部中心”，对周边城市产生巨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如，如摩托罗拉将总部设在北京，其在中国的最大的联合生产基地坐落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很多配套厂家也落户天津；拜耳大中华区总部位于上海，在南京、杭州等地都设有分公司。

城市群中的次一级城市要积极参与城市分工。较大的城市可以通过不断积累经济实力和改善城市发展条件，逐步具备发展总部经济的能力，形成特色产业企业总部聚集区。中小城市则从制造环节出发，接受大城市的辐射和转移，积极为大城市企业总部做好配套，打造“制造腹地”。

在总部经济发展模式下，城市群中不同层级的城市分工协作，各自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中端和低端，可以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并通过产业集群的集聚和扩散效应进一步拉动城市群的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