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任耕地资源进入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要素市场，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7亿除了种地一无所长的农民将迅速失去自己唯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保姆学校和血汗工厂能让他们以同样的速度获得有尊严的生活吗？

12月24日，由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在北京发布，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一次学术成果发布因与会嘉宾、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的拂袖而去演变成激烈的新闻事件。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见仁见智，是我们处理好公共事务的充分必要条件，所以，嘉宾高铁生的愤而离席多少显得有些冲动。当然，如果仔细了解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这一学术成果，我们还是能理解高铁生的冲动所为何来。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在介绍课题成果中指出，中国不存在所谓粮食安全问题，但政府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许突破以保障粮食安全的原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缺乏根据的，政府划定的耕地红线注定是要被突破的，这条红线束缚的只是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升，因此耕地保护政策不仅错误，甚至有害。

至于“中国不存在所谓粮食安全问题”，天则所的理由是，一是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二是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粮食市场。茅于轼进一步列举数据称，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茅于轼是我们所敬重的学者，天则经济研究所也是以“天生民，有物有则”为宗旨的研究“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的著名民间智库，但必须说，他们关于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的研究结论，是典型的主题先行因而妄顾常识的书面推理——我疑心他们做这个课题，有没有去哪怕一个乡村做过田野调查。

多年来，天则所对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一直坚持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土地私有化——这不奇怪，很多学者认为，只要将农村土地的完整所有权（而不仅仅是现在的经营权和使用权长久不变）确权给农民，农民的弱势地位、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和农村的落后局面就纲举目张地迎刃而解。关于这个复杂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天则所基于这个价值核心，为达到土地要素自由无碍地进入市场流通、由市场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去配置土地资源流向的政策建言目的，而倒推出“耕地不需要保护”、“粮食安全是个伪命题”、“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无直接关系”等结论，则不仅无法驳倒“农村土地不能彻底私有化”论的一系列相关论据，而且与“合乎天道自然之规则”的“天则精神”背道而驰。

什么叫合乎天道自然？当然是先通过田野调查，回答“粮食安全是不是一个国家持续的战略问题”、“如果耕地持续下降中国将来是否会缺粮”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得出严谨客观、获得全民广泛共识的结论之后，再对“耕地是否应自由进入社会整体市场进行完全市场化配置”、“农村土地是否应完整私有化”这样的公共事务做出制度决策。如此，才是合乎天道、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研究和制度安排。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自己某个不管有多崇高、多正确的目的，而不顾常识地制造证据。

科技进步确实能提高粮食作物单产，但科技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农业科技更是动辄需要十年二十年的长周期实验，把吃饱穿暖的问题寄托在通过科技进步大幅度提高单产上，与1950年代的浮夸风何异？全球粮食贸易固然可以解决一部分结构性缺粮问题，但把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寄托在国际粮食交易，他们没看见铁矿石谈判的前车之鉴吗？他们没看过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那本著名的《谁来养活中国人》吗？

更重要的是，放任耕地资源进入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要素市场，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农业的整体效率在全世界都是最低的，根本无力与房地产和工业相抗衡，7亿除了种地一无所长的农民将迅速失去自己唯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保姆学校和血汗工厂能让他们以同样的速度获得有尊严的生活吗？